2019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执行案件

这是人民法院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一起示范性案件。

该案属典型的难啃“骨头案”，其特点在于：一是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人公司已停业，法定代表人去世，其他工作人员均下落不明；二是申请执行人众多，涉及128户居民，稍有不慎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三是与民生相关，本案居民多数为生活居住需要而购买房屋，关系到基本生存权保障；四是执行中需协调各种复杂的权利、利益冲突，平衡保护各方利益相关人的合法诉求，如何把握拿捏才不会顾此失彼，也是考验执行法院司法智慧的难题。上述特点，决定了本案执行所具有的复杂性、挑战性非普通民事执行案件所能比拟。案件执行前后历时15年，执行法院始终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的要求与期待；创新执行方法，通过上下级法院合力，法院与不动产登记部门、税务机关联动，采取执行协调、和解等多种手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本案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判决执行方面作出了具有示范性意义的尝试。

首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确定的行为义务的执行，需通过为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提供指导，与相关各方进行协调等方式，以确保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执行的合目的性。

其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确定的行为义务的执行，通常属于可替代行为的执行，因此委托环境治理专业机构替代履行，由被执行人负担因此产生的费用，有利于利用专业能力确保环境治理的实效性，进而确保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执行的实效性。

此外，这个案件的执行方式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判决方式提供了反思机会：可以改变直接判令被告履行环境修复义务的做法，而是在判决前向环境治理专业机构咨询或者委托鉴定，确定环境修复需要的资金数额，判令被告按照环境修复需要的资金数额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同时指定由接受咨询或者鉴定的环境治理专业机构开展环境修复工作，实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判决、执行一体化，提高环境修复的效率，确保环境修复的效果。

这是全国首例省级政府胜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判决执行到位的案件，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判决这一全新的执行依据如何开展执行提供了值得参考借鉴的经验，是2019年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二十一条的具体落实。

鉴于该案“用最严密的制度、最严格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其在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史上具有的标本意义，继2018年获评推进法治进程十大案件、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后，再次获评2019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执行案件，是当之无愧的。

按照党中央所确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改革部署，作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015年我国开始试点，2018年全国正式实施，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该案的出现正逢其时，为保护国家享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尤其是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判决的具体执行，提供了实践样本。

执行工作的复杂性不只是个案内部的复杂性，还包括因涉及他案而形成的复杂性。

本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是：第一，本案通过落实指定管辖、委托执行等执行制度，实现了执行效率与公正的统一，生动地体现了集中执行的制度优势；第二，本案执行法院没有走“控制—变价—清偿”的通常路径，而是积极盘活资产，走“建设—销售—清偿”的新路，既实现了被执行人资产的价值最大化，又实现了申请执行人的利益最大化，形成“双赢”和“多赢”的局面；第三，民事执行程序也可以“放水养鱼”，破产并非解决债务危机的唯一途径。从案情来看，澳泰公司已经达到破产界限，执行法院完全可以“执转破”，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也可以直接申请破产，通过破产程序对澳泰公司进行清算或者重整、和解。但是，破产程序成本高、效率低。在执行程序中，通过资产的灵活处置、执行和解等，同样可以解决被执行人的债务危机、实现企业重生。

这是一起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执行案件，周期长、阻力大、利益冲突剧烈，法院执行困难重重。由于案件执行涉及西北师范大学1万多名学生的住宿问题，对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居住权以及西北师范大学的教学秩序和校园生活秩序，意义重大，使得本案的执行带有明显的公共利益色彩，与一般的民事案件仅强制实现债权人在生效法律文书中载明的私权，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为此，有必要将人民法院执行职能与服务大局相结合，在实现执行的法律效果的同时，做到实现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该案执行的亮点在于：用好用足现行法律规定的各项执行措施，通过指定执行、整体查封、整体拍卖、清场交付等执行措施，最终依法保护了公共利益，为人民法院从源头综合治理执行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本案执行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典型意义。

第一，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协助与配合，是顺利完成民事执行工作的重要保障。解决执行难问题，并不是人民法院的独家责任，民事执行工作离不开相关职能部门的协助与配合。第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不容亵渎。本案被执行人未经法院同意出租已被法院查封的财产的行为，租赁户以合同尚未到期为由拒绝搬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因此人民法院有职责排除妨害，强制租赁户搬离。本案的执行，防止了租赁户因违法行为而获利，体现和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第三，民事主体都应当遵守法律，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节约社会公共成本。为了排除违法行为造成的妨害，本案执行法院组织1000余名干警开展执行工作，成本很高。即使执行的直接成本（即搬迁费用）由拒绝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金元系公司）负担，由此产生的社会公共成本也是由全体纳税人共同负担的。因此，民事主体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是节约社会公共成本的重要内容。

本案开创了在证券交易所协助下的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的先河，系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新机制的首次成功实践，也验证了上海金融法院2019年11月21日出台的《上海金融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处置上市公司股票的规定（试行）》第五章“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方式”的妥当性和生命力，解决了上市公司股票司法处置中过去存在的处置价格偏低、成交率不高、股价易大幅波动等痼疾，为人民法院处置大宗股票构建了一个全新处置模式、趟出了一条全新路径。

同时，本案彰显了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机制的特点，一是证券交易所作为协助执行人参与大宗股票的司法处置；二是司法处置公告等信息发布机制，相对于目前的网络司法拍卖而言，更具专业性、针对性与有效性，可以吸引更多的专业投资者参与竞买；三是依托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平台，完成在线竞买申报等询价竞买相关事项的强制变价措施；四是从符合证券类资产规律的价格发现机制入手，遵循分拆式处置规则，实现大宗股票处置价值、效率、便利程度、社会效果及与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的最大化。

网络司法拍卖具有成本低、竞买方便等优势，是经实践证明的执行标的变价最合适的方式。成交价格创纪录并不是本案成为2019年度十大执行案件的根本原因，网络司法拍卖方式的成功才是本案的典型意义。

另外，对于价值重大的执行标的物，在通过网络进行推介的同时，还应当配合其他推介方式，以充分实现标的物的价值。本案中，为了顺利拍出“光汇宝石”号油轮，海口海事法院通过中国日报（海外版）、人民法院报、劳氏通讯、贸易风等多个渠道刊登了拍卖和债权登记公告，先后组织4批意向买家登轮查看。网络之外的这些宣传和推介，应当是“光汇宝石”号油轮经过32轮竞价最终以高价成交的重要原因。

本案系海事法院联合多家单位成功实施海上强制卸货移载的案例。海事海商案件的强制执行，具有技术性（法律与航海技术、航运业务紧密联系）、涉外性（涉及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等特征，波及到多个主体之间（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保险人、船舶所有人、船舶优先权人等）复杂的权利和利益关系，由此决定了海事法院的强制执行有别于普通民商事案件的执行。

本案的执行就是典型的例证。由于执行在海上进行，面广难度大，宁波海事法院摒弃了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的执行思维，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执行难综合治理格局的作用，坚持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精心协调组织部署，争取当地政府和公安、海事、气象等23家单位的支持，为全国海事法院执行海上涉船舶案件作出了示范。

解决执行难问题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民事执行工作，是“切实解决执行难”的迫切需要。如何提高社会组织和成员参与民事执行的积极性，是制度设计必须面对和重视的问题。悬赏执行正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民事执行工作的重要方式，其目的是发动社会力量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以解决“被执行人财产难找”的问题。

在“执行无忧”执行悬赏险设立之前，悬赏执行的通常做法是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作出悬赏承诺，由执行法院发布悬赏令开展悬赏执行，执行到位后由执行法院支付悬赏金。“执行无忧”执行悬赏险的设立，为申请执行人悬赏、悬赏金的给付提供了更便利、更规范、更制度化的渠道，更有利于提高悬赏执行的可信度，对于发挥悬赏执行的功能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然而，“满园花开才是春”，如何实现全国范围悬赏执行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包括如何统一悬赏执行令的发布平台、如何统一悬赏金的支付方式、如何处理因悬赏执行引起的争议等等，还需要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