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开启了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序幕。法律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四梁八柱，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保障法律得到有效的遵守和实施，必须保障国法的权威与司法的尊严。如果法院生效判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切实的执行，必然会对社会公共秩序、法律秩序构成威胁，并进而对政治秩序、国家秩序构成威胁。因此，切实解决法院生效判决执行难问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以后发布的一号文件《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站在构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大厦的基础上考虑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强调要变一元主体为多元主体、变单一治理为综合治理、变末端治理为源头治理，并就此作出一系列部署。这份文件为人民法院在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后，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奋斗目标，提供了一把“金钥匙”和“尚方宝剑”。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解决执行难”一直是人民法院语汇中的关键词。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关切”“把中央的要求与人民的期盼紧密结合起来”“把人民的期盼变成我们的行动”，这些深情话语背后以及3年攻坚克难的不懈奋斗，是党心民心的同频共振，是最高人民法院领导的情怀和担当，也是全国法院法官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使命与态度。
从确立“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到如今趁热打铁、快马加鞭，向切实解决执行难进军；从推行挂图作战、执行风暴、突击行动，到如今总结经验、巩固成果，让各项行之有效的做法制度化、常态化，建立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从一元主体、单兵突进，到如今向多元共治、综合治理转变，动员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对判决执行事务的管理……这其中既有对现象和问题的深刻洞察，也有对大势和规律的准确把握，更有对前进方向和制度优势的坚定自信。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法治建设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法治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如果法院生效判决得不到执行，不仅意味着公共秩序和法律秩序被撕裂，更意味着法律权威被挑衅，司法尊严被挑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蔓延开来，党的政治权威也将受到威胁。因此，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有效整合社会各界资源，动员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对执行工作的管理，实现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国家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
在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执政风格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指出“零敲碎打的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无论是思路清晰的认识论，还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无论是对改革进行的顶层设计，还是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都是坚持“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运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一号文件强调，“解决执行难是一项社会工程，依靠人民法院单打独斗是不可能实现的，需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努力建设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一是党委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资源，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二是政法委要牵头健全执行工作部门协作联动机制，明确任务，夯实责任，加强考核；三是纪检、监察、检察、司法行政及行业协会，要结合自身工作职责，监督、支持、配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四是强调各地区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执行工作的人、财、物保障。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一号文件还首次提出执行难源头治理的重要命题。文件瞄准社会信用体系、市场退出机制、执行救助、公司法律制度、强制执行立法等制约执行工作的配置制度和机制建设，实施靶向治理、精准攻坚，旨在祛除执行难问题的“病灶”，推进法治中国、信用中国建设。从过去的末端治理，到如今向着源头治理转变，正是国家治理方式在执行领域的再创新。
风好正扬帆，敢向潮头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伴随一号文件的颁布实施，曙光已现，前景可期。而当我们站在更大的坐标体系中审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综合治理执行难的研究与实践，无疑又可以成为观察、描述、理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一个最佳切入点。本报热诚欢迎更多深入透彻的研究成果，热切期待各地丰富精彩的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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