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上有来自土地和田野的味道,这很好地解释了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办案的情怀与渴望。”在不少案件当事人眼中,穿着笔直黑色制服、端坐在审判席上的四会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黄建强不仅没有“官气”,而且“非常接地气”。
在过去20年的法官职业生涯里,黄建强打交道最多的大概就是社会弱势群体,处理最多的则是旁人眼中“陈谷子烂芝麻”的民事纠纷。然而,黄建强非但不觉得烦,还给自己“加码”提要求——“要和当事人聊,不能闭上眼睛乱推测”“疑难案件要到实地去看,不看不踏实”……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黄建强过去办结的上千案件,竟无一超审限、无一发回重审。
如今,为了解决农民工的劳动纠纷,45岁的黄建强依然会出动自己的“坐骑”——一辆破旧的摩托车,连续5天上资料库搬运证据材料;正如13年前他在号称“四会西伯利亚”的石狗法庭办案时那样,骑着摩托车,翻越两座山头,为80多岁的老农解决赡养难题……
为166名环卫工核算工资 “锦旗上别写我的名字”
在黄建强过去10年间办理的1150件案件中,其中有一宗案件的判决书厚达60多页,其中光是原告就占了20多页。这也是黄建强近年来办的最奔劳的案件之一——涉及166名环卫工人的劳动争议案。
该案不仅涉及历史遗留问题,还陷入了“多角关系”:承包企业与市政局的承包关系,市政局、环卫所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以及与劳动监察部门的关系。
黄建强还记得,案件未开庭审理前,情绪激动的环卫工人们来到法院门口表达诉求。环卫工人全部来自广西,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黄建强将其中5名诉讼代表人请到办公室,解释法院办案的程序,并保证秉公审理:“你们的利益,我们一定会保护。”经过这次长达2个多小时的谈话,诉讼代表们对黄建强有了很好的第一印象。
第一次庭审后,黄建强发现,虽然环卫工人要求赔偿劳动报酬有理,但是起诉数额过高。而且,工人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并且未留下工资凭证,数额只能通过工资表了解。可是大部分工人工资记录不详细,还有多名工人因为多次请长假,记录时断时续,有完整工资记录的工人竟不超过10人。
但是由于工人对承包公司并不信任,“调查”的担子最后落到了法官身上——黄建强决定,自己帮他们核算。此后整整一个星期,黄建强每天都要到市政局、环卫所“报到”,然后进入它们的资料库查找关键材料,直到傍晚。
黄建强的电脑文档里,现在还存放着5个Excel统计表。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黄建强将166名环卫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数据一个一个地敲进去,再分项求和、求平均。遇到操作上不懂的地方,黄建强就向隔壁的年轻法官请教。通过同每名环卫工人反复核对、校正,黄建强最终精确地统计出工人的工作时间长短,并计算出各项相关的工资差额和加班费,补偿总算有了事实依据。
由于补偿款的计算时间是否应该顺延到审判当月无法达成共识,在一审判决后,环卫工人再次向肇庆中院提起上诉。通过法院再次调解,最终促成四会环卫所与166名环卫工人达成一致协议。
而就在黄建强以为事情已经告一段落时,却发生一个“小插曲”——环卫工人代表来到法院值班室,提出“要找黄法官”。
“我以为纠纷又升级了,赶紧跑到门口,见面了才松了一口气。”黄建强说。原来,该案二审调解结案了,工人代表想送锦旗和表扬信。“黄法官,如果没有你的判决做基础就没有二审的圆满解决!”
“锦旗上千万别写我名字”,在黄建强的强烈要求下,工人代表们只好“让了步”——锦旗照送,只写“四会法院”,不写“黄建强”。
黄建强的同事、民一庭庭长邱毅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民一庭平时处理的案件中,一半以上是劳动争议和交通事故,案件当事人基本都是外省农民工,和这些弱势群体打交道,必须更加有耐心、有公心,让他们觉得法官这一碗水端平了。和黄建强搭档3年多,邱毅常常被他的细微举动所感动,有一次,为了说明白什么是“一事不再理”,黄建强用不甚流畅的普通话和信访的当事人谈了2个多小时,直到对方服判息诉。
为非婚生“黑娃”寻找生母 “他让双方试着换位思考”
“虽然赔了这么多钱,但是我们对法官打心里满意。”作为案件被告方的四会市华凯乐器有限公司行政部主任汪福林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去年4月,该公司员工陈军(化名)下班后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事故责任方赔偿死者家属50万元,当地人社局认定他的死亡属工伤。去年底经仲裁裁决,华凯乐器需赔偿陈军工亡补助金50多万元及生前抚养亲属的逐月抚恤金。陈军6名亲属不服,起诉到法院。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并不算复杂的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却遭遇了后来的一波三折。
难题出在原告身份认定上。在6名原告中,有2名男孩是陈军的非婚生儿,至今没有办理户口。按照法律规定,诉讼须由其生母作为法定代理人参加。然而,除了模糊的名字,陈军家没人知道孩子生母是谁、现在在哪里。如果找不到生母,两个小孩的起诉就要被驳回,而赔偿落空意味着他们未来的生活难以保障。
这让黄建强很是心焦。案件的办理,首先从对原告生母的大搜寻开始。根据一个模糊的名字“小虹”(化名),黄建强到公安机关的户政部门提取信息筛查,在圈定了3个可能性较大的名字后,黄建强又一一打电话到当地村委会进行信息甄别,最终认为原籍广宁的“小虹”相似度最高。几经周折找到小虹,她却已经另外组织了家庭,因害怕夫家责难而不愿意参加诉讼。
眼见举证期限越来越近,对小虹处境十分理解的黄建强决定调转方向,终于说服她到公证处委托死者弟弟作为2个孩子的法定代理人。经过DNA鉴定明确了两个小孩的身份和法定代理人后,黄建强再次将原、被告双方约在一起进行调解,最终双方以68万元达成了一次性赔偿的协议。
合议庭法官夏睿娜告诉记者,此前自己已经尝试调解多次,但是双方却无法达成共识。“黄法官用聊天的方式,让双方试着换位思考,慢慢地,工作就做通了。”
“如果原告的身份一直无法认定,或者调解不成功,被告可能一直上诉,这样双方就会陷入漫长的诉讼之中,最终受损的还是死者的家庭以及两个孩子的权利。”原告代理人、肇庆市大旺综合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冯标说。冯标直言,黄建强可以以两个孩子的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驳回起诉,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花时间耗精力调查取证,为“黑娃”寻找母亲。
“要让案结事了,而不是案结了事。”经过此役,不少合议庭的年轻法官都有所体悟。
为耄耋老农调解赡养纠纷 “他身上有来自土地的味道”
如果说,黄建强的办案底气来自多年历练形成的职业素养,那么他的“地气”则来自于其早年的基层法庭工作经历。
1994年,25岁的黄建强进入四会市地豆法庭当书记员。在这个基层法庭待了6年后,黄建强又来到石狗法庭。在黄建强的记忆里,这两个最偏远法庭的条件虽然最艰苦,但却给自己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让黄建强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冬天,石狗镇星子岗村委会80岁的农夫彭伯的家事。彭伯因为子女赡养问题,连续两次找上法庭。在与村委会协调无果之后,黄建强决定直接进村一探究竟。
这一天,黄建强起了个大早,开摩托车走了13公里山路,总算抵达星子岗村口。终于在中午前赶到彭伯家的黄建强立即搭起一个临时法庭——他把当事人召集来,在彭伯家门前大树下摆上方桌、长凳,开始作笔录。随着聊天的深入,案情也越来越清晰:原来,彭伯“偏心”经济条件最差的儿子,而另外一双儿女认为付出很多却得不到老人关爱,赌气拒绝继续赡养。弄清原委,黄建强放下笔,开始分别做三方工作。最后,彭伯表示撤诉,一双儿女也承诺要继续赡养老父,三方签字为证,风波平息。
从1994年到2004年,黄建强都在基层办案子、做调解。这10年间,他去过无数偏远的乡村送达文书、执行案件,接到过标的不到百元的案子,还曾现场主持过农家离婚老夫妻的财产分割,帮他们清碗筷、分猪羊。他对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当事人充满了感情。
“有个鱼塘纠纷的当事人在案结2个月后提着一整筐的鱼直奔法院门口找我,我还误以为卖鱼卖到了法院门口。还有村民案件了结心上高兴,眼见家里有什么瓜果蔬菜都摘下来相送。”黄建强说,自己一样东西都没有要,但是心里头和他们一样高兴。
与许多案件当事人的体会相似,四会法院副院长杨岭峰对黄建强身上的赤诚同样感受很深:“他的身上有来自土地和田野的味道,他时刻有着为老百姓办案的情怀和渴望,有对农民深厚的情感。”在杨岭峰看来,法官在基层法院办案,除了要准确、正确处理,更重要的是要有为民的情怀,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办案。
杨岭峰告诉记者,现在四会法院的新任法官都被要求到基层法庭和立案信访窗口,进行一年以上锻炼学习。“在基层办案,必须‘接地气’。”杨岭峰说。
记者手记
大辩若讷的黄法官
说实话,我还没见过比黄建强说话更慢的法官。
他更愿意倾听,总是让着你讲,偶尔被打断了,他也不着急。
他的搭档说,他们合议庭讨论案件时也会大吵,经过的人总以为里头就要打起来了。可是,“只有黄建强不吵,他不想辩倒谁,他只想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为什么会有分歧”。这是他的处事哲学,他又把它作为方法论,传授给那些在他面前怒发冲冠、瞋目切齿的当事人们,教他们换位思考。听说,他的口头禅是“如果按你说的这样判,法官那份工是不是要丢了?”
想到他这么不着急,我就想起大辩若讷这个词,又不替他着急了。
“快工出不了细活,慢慢来会比较快。”黄建强还希望当一个更慢的法官。一年200多个案子让他开始担心法官会变成流水线上的工人,失去思考的时间。为此,他对司法改革有迫切的期望:增加高水平的新法官,让案多地区和案少地区的法官形成长效的交流互助机制……
这一回,黄建强倒是有些着急了。